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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我与我所知的金融

www.21jrr.com发布时间:2009-09-15 12:11文章来源:未知投稿给我们
    2007年7月,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到2008年秋,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方位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裂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且转变成十足的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严重冲击,给多国带来社会失业、政治动荡的严峻挑战。

    在这种时候,我们自然想知道: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是否会终结?人类社会为什么要金融市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之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如何创造价值的?金融的逻辑是什么?

    我跟金融结上缘,完全是巧合。或者说,整个人生都是一系列巧合,随机事件组合在一起,形成系列,就构成了你我的人生。

    1986年1月,我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拿到系统工程硕士学位。由于那时我的英文较好,学校不让离校,于是,毕业即留校。只是到那时,我已对工程没有兴趣。权衡之后,就要求分到政治教研室工作,这样,至少能名正言顺地看些社会科学类著作。在那时,全国没有几个政治学、社会科学类的研究生。就这样,我创造了历史,成了第一位进入国防科大政治教研室的硕士毕业生。去那里之后,具体工作主要是给教研室老师分苹果、送花生、收钱,等等。

    3月,我收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给我奖学金和生活费用,让我进入其博士班。该博士项目包括金融、财会、市场营销、管理经济学以及运筹学,学校方面表示,我去了之后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学科作为研究方向。这么多选择,一下子把我弄糊涂了,当时,除了经济学和运筹学之外,我确实不知道其他学科是什么。

    那时,崔之元在国防科大读数学本科,我跟他在一起写文章、译书。我问他:“什么是finance?”他说:“是金融。”“那,什么是金融?”他接着再给了我一个解释,只不过,我确实没有听懂,也就更不明白了,没记住他的解释。我想,反正我的兴趣是要用数理方法研究政治、经济与社会,所以,不知道“什么是金融”也无妨。

    就这样,1986年8月28日,我稀里糊涂地来到耶鲁大学。第一学期,要上的课程没有多少选择,不管今后学哪科,都要上线性代数、概率论与统计、微观经济学以及效用函数理论,第二个学期上的是非线性代数、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微观经济学。这期间,我发现,创业项目我选择做导师的那位教授年纪已经较大,他所做的研究课题有些过时了。同学给我建议:“不要选择博弈论政治学或者数理经济学了,还是学金融经济学吧。”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什么是金融?

    到今天,按照我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

    比如,“货币”就是如此。它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把今天的价值储存起来,等明天、后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候,再用储存于其中的价值来购买别的东西。但,货币同时也是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今天你在张村把东西卖了,带上钱,走到李村,你又可以用这笔钱去买想要的东西。因此,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

    例如,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山西“票号”,主要以异地价值交换为目的。本来需要跨地区运物、运银子才能完成的贸易,只要送过去山西票号出具的“一张纸”(即汇票)就可以完成了。其好处是大大降低了异地货物贸易的交易成本,让物资生产公司、商品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特长商品上,把异地支付的挑战留给票号经营商,体现各自的专业分工。在交易成本如此降低之后,跨地区贸易市场必定就快速发展了。

    相比之下,借贷交易是最纯粹的跨时间价值交换,你今天从银行或者从张三手里借到一万元,先用上,即所谓的“透支未来”,明年或者5年后,你再把本钱加利息还给银行或张三。对银行或张三来说,则正好相反,他们是把今天的钱借出去,转移到明年或者5年后再花。

    到了现代社会,金融交易已经超出了上面这几种简单的人际交换安排,变得更为复杂。比如,股票所实现的金融交易,表面看也是跨时间的价值配置,今天你买下三一重工股票,把今天的价值委托给了三一重工 (和市场),以后再得到投资回报;三一重工则先用上你投资的钱,以后再给你回报。你跟三一重工之间就这样进行价值的跨时间互换。但是,这种跨时间的价值互换又跟未来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如果三一重工未来赚钱了,它可能给你分红,而如果未来不赚钱,三一重工就不必给你分红,你就有可能血本无归。所以,股票这种金融交易也涉及到既跨时间、又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这里所讲的“空间”指的是未来不同的赢利或亏损状态,即未来不同的境况。

    当然,对金融的这种一般性定义可能过于抽象,这些例子又好像过于简单。实际上,在这种一般性定义和具体金融品种之上,人类社会已经推演、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各类金融市场,包括建立在一般金融证券之上的各类衍生金融市场,所有这些已有的以及现在还没有但未来要创新发展的金融交易品种,都是为类似于上述简单交易的金融交易服务的。金融交易范围从起初的以血缘关系体系为主,扩大到村镇、地区、全省、全国,以及全球。

    为什么人类社会金融交易的规模与范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迁?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价值交换所要解决的人类问题是什么?其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或者说,金融市场靠什么才能发展起来?

    虽然到今天我对金融有这样的定义和理解,但最开始时,我接触金融的视角却是另一回事。1987年秋,也就是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第二年,我兴奋地等到了上《金融经济学》课程的时间。开课后,教授既没讲金融是怎么回事,也没介绍人类的金融发展史是怎么样的,而是一上来就把所有金融交易都由随机变量来描述,亦即,不论是股票、债券、借贷签约,还是其他任何金融交易合同,都由随机变量来表达。老师说,正因为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由金融合同来完成的,都涉及到今天和未来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交换,而未来又充满不确定性和随机事件,所以,可以把任何金融交易合同的细节条款转换成不同的未来随机事件,分析清楚在每种事件出现时交易双方的得失,由此得到的交易双方得失与未来事件的关系,就是概率论中讲到的随机变量。

    于是,金融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实现这些随机变量的交易、如何为这些随机变量定价的问题。老师说,金融市场的作用之一就是对未来定价、对交易风险定价。

    由于我当时还没有进入状态,没有了解金融交易实质,所以那些课让我一头雾水。搞数学推导、为这些随机变量做定价模型,我还可以,因为我在中南大学读计算机专业和国防科大读系统工程时,学过不少数学,到耶鲁的第一年学了更多。只是从那时起一直到2001年前后,我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大社会境况中的金融市场,不如说是数学世界里的随机变量和随机过程。对于我这个还比较喜欢数学的人来说,那不是一件坏事,也是从中国教育体系中出来的人的一种优势。可是,那也让我离人的世界较远,不能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的一份子的角度来研究。

    那些年的学习也不乏观念上的冲击,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价值论。一件东西、一种经济活动的价值由什么决定?交易行为本身是否创造价值?按照我们从中学、大学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劳动价值论来理解,一件物品有它的固有价值,即,其生产所要花的时间乘以社会单位劳动时间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交易不创造价值。

    但是,在1987年的《金融经济学》课上我学到,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东西或证券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让个人的效用提高,包括消费效用、财富效用、主观幸福或满足感。也就是说,即使要花百亿元投资、十万劳动力一年的时间才能建好的漂亮形象大楼,如果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要用它,那么,那栋楼也会一文不值;花费再多的机器设备,如果没有人要,也一文不值;再怎么费苦力做成的衣服,如果没有人愿意出价钱买,那只是一堆废布。这个观念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终于让我理解:创业项目,计划经济时期只顾生产,不顾所产东西有没有人要或者有没有市场,那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摧毁价值;创业项目,没有派上任何实际用场的一代代银河计算机,也是一堆废铁,是在摧毁价值,如此等等。

    反过来看,即使一样东西没有花多少投资或者多少劳动时间,它的价值照样可以很高。最具体的例子是像百度、腾讯、无锡尚德这样的公司,它们都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而且都是由几十人创办起来,也没有自己的高楼大厦(至少到几年前没有),但市值都是几十亿美元,不仅远高于其实际投入的资金和时间成本,而且比那些投资花费巨大、拥有众多厂房设备与高楼大厦、经营运作了几十年的武钢、一汽、二汽等更值钱。原因在于,价值取决于这些公司能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收益,而不取决于其建设成本,与建设所需的劳动时间关系不大;换言之,价值由未来的收益而定,不由过去的成本决定。

    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投资银行中介服务。假如张三要创办一个造船厂,就像江苏熔盛重工集团三年前的创业时期一样,张三手头已经有20亿美元的造船订单,只是需要两亿美元投资。如果造船厂做成了,公司的价值能涨到20亿美元以上。问题是,张三自己无法找到投资者。在另一方,温州、香港等地很多个人和机构有很多空闲资本存在银行,赚3%的年利息,他们找不到风险相对能接受但回报很好的投资机会。

    这种情况下,问题在于需要资金的创业者找不到投资方,而愿意投资的又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经济发展就这样受阻。投资银行家李四的作用恰恰是把他们两方牵到一起,利用他平时在张三和投资方中建立的信任,让他们两方达成投资交易。这对张三和投资方来说是双赢,张三的造船业务能扩张,个人财富能大大增加,而投资者的未来回报预期也远优于银行存款利息。虽然李四为促成这一金融投资交易可能只花了5天时间,劳动付出有限,但是,由于张三和投资方都信任他,他为张三和投资方分别创造了数亿美元价值(至少是使这种价值前景成为可能),那么,李四得到1000万美元 (相当于所筹两亿美元资金的5%)的佣金是应该的。当然,5%的佣金或许有些高,但是,正因为李四给交易双方带来这么大的未来财富前景,他贡献的价值显然应与这种未来财富前景相连,而不应由他花的劳动时间决定。

    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一份子的角度研究金融,对我而言还是2001年之后的事。回头来看,当时的学术思考和研究,让我更加认识到金融发展的价值。转折点出现于2001年暑期,那次回国旅行,让我看到中国社会变化如此之大,促使我研究市场发展,关心社会转型问题。

    2002年6月至12月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访问,期间上一门“金融经济学”课程。课程内容基本与我于1991年-2001年在威斯康星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所讲授的博士班课程相同,那就是,先假定各类金融市场已很发达,已给定了,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如何为金融资产定价,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运作,如何利用证券产品把投资和风险配置得更好等等,讲课的重点是推导金融数学模型和市场经济模型。之后,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也讲过类似的课程。

    几次讲下来,我意识到,对于金融市场还正处于发展之中的国内学生来说,这些理论不仅很超前,而且与他们的生活与未来就业有很大脱节,因此,他们对于课程的反响很一般,这应属情理之中。

    但是,那些教学经历和观察也启发我的思考: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像金融理论模型中的消费者那样,能够在众多信贷、保险、投资、养老、股票怎么玩金融产品中去挑选并找到最理想的投资股票怎么玩组合的话,那么,在更传统的古代、近代社会中,人们又是如何生活,如何规避一辈子中方方面面的风险,做好养老、病残时期的生活安排呢?对于没有外部金融市场的传统社会的人而言,金融经济理论还适用吗?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发生天灾人祸、疾病残疾时,我们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个人必须与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比如,在原始社会,人靠猎捕野生动物、采掘野生果菜养活自己,在那种生产方式下,个人时常会数天猎不到动物,如果不是在部落之内人人共享猎摘成果(亦即部落成员之间隐性地进行跨时间的价值交换),许多人很快会饿死。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进行的,只是人际金融交易的实现形式、方式很不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外部市场提供的金融证券只是其中之一。在原始社会里,“部落”公有制是一种实现形式,在那种安排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的权利,但好处是,在大家都没有自我的架构下,所有猎物和果实都共享,让所有人活下去的能力最大化。

    在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是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的,其交易范围缩小到了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彼此,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的“礼尚往来”也是一种跨时间价值交换。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 “人情”,所以,在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的,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决定的,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即所谓的“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也是因为这样一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地大。所以,越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越会在医疗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让人口膨胀。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是血缘之外、或者说与血缘网络并行的互助结盟组织,其基础不是血缘,而是对上帝的共同信仰。教会与家族、宗族类似,一方面起到经济上的互助、互保作用,也就是说,实现成员之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即金融交易,另一方面则促进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以及其他非物质交流,给成员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础。

    因此,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等等金融产品,并非人际间跨时间、跨空间金融交换的唯一形式,只不过是超越血缘、超越社团组织的非人格化的实现形式:在金融市场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么,是谁的儿子。读过多少书,有什么意识形态,持什么政治信念,信什么宗教,只要你拥有交易信用,有支付能力,他们就会跟你做金融交易。

    那么,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选择发展外部化、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在传统的中国没有出现现代证券市场呢?这又涉及到人际金融交易的性质和它要求的信用支持架构。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将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最大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换言之,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差别。商品交易往往是现货、以现金交易,所以,交易双方即使素不相识,问题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

    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等,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没有支持陌生人之间交易的现代商法、合同法、证券法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些外部化了的金融证券市场。同时,金融证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间的深化进程,也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法治要求,促进了后者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人际间金融交易的范围不同,金融对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也会不同。

    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有立足于血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儒家文化也不例外。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是谁的儿子、谁的兄弟姐妹、谁的父母、谁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能挑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改变的。这种稳定性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是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性便是信用。所以,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的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在“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其名分、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性,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不用担心弟的回报。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就是这一体系运作两千多年的原因。

    只不过,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那怕是晚一点,你这一辈子的地位就永远低于先于你出生的人。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呼唤着“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另外,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人之间的情感氛围。

    因此,虽然家庭、教会、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但是,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比如,在儒家“孝道”体系下,人更多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孝”而被处死,等于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金融交易的载体,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这就体现为“养子防老”,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体的人权。

    相比之下,在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代替儒家“孝道”体系之后,压在家庭、家族之上的经济交易功能会逐步脱落,信贷、保险、投资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场取代,所以我们说,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将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而不是利益交换场。金融市场就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主张的 “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发达这个条件,否则,“孔家店”还无法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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